把字刻在石头上

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
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
你记得也好
最好你忘掉
在这交汇时互放的光亮
——徐志摩 《偶然》
　　
　　十五岁时，我读卡夫卡。
　　我读卡夫卡，或者说我被他吸引。那是一种说不出缘由的、仿佛来自于已死魂灵之间的、恍惚而迷离的吸引。十五岁时我迷恋卡夫卡，高中时我喜欢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此之前，在此二者之前，似乎有一段时期，我模糊地感受到加缪的吸引。他们对我各有意义，各有意义，但是这个意义并非是当时所能立刻察觉的，反而要到很久以后，到你心里怀着更大的悲叹与憫然后，回头看去，始能发现那份意义。
　　卡夫卡的小说里总是有那种困境:他竭力想做某件事却被所有人阻挠，他被迫在最关键的那一步顿住，承受住来自外力——生活中是他的父亲，他父亲是他最大的压力源——的阻拦，最终渴望躲入洞穴或者死亡之中。或许，他隐隐渴望着，他的父亲朝他大喊“去死吧！”而他将大声回应“好！”而后越过栏杆纵身而下，迎接属于自己的、永恒的宁静。
　　我看见他在诉说（如今我也在诉说），即便无人听闻。他生前发表的作品寥寥可数，死前还要求朋友将自己的著作焚烧殆尽（或许我也有如此祈求的那一日）。他诉说了，却无人听见（只有多年后人们把他的文字归为“现代派”），他蹭长久地默默无闻，可他终究说了出来，并且在无意中获得了永恒的流传。
　　——我们都在诉说，即便无人听闻，哪怕永久无闻，我们都要说出来，刻在石头上。
　　哪怕无人接听。即便，黑夜本身并不黑暗，只是我们手中没有点灯。航船本身并未迷失，只是我们心生恐惧。人们说，生活本身并不可怕，是你自己邀请了死神来临。其实生父绝不会动手杀你，不会呐喊着“滚吧，死吧”，而你便绝不会高声应道“好的”，于是疯狂奔逃，在楼梯上一跃而下……于是，没有穴居人的存在，也没有那挤在小小鼹鼠洞中与老鼠为伍的胆小鬼，没有那老旧的、经典的、有着腥臭棉花口塞的刑具，没有躺上刑具主动处决自己的人，乡村医生也从未去到那个垂死之人的房间，再被人禁锁在尘世之外、死亡之侧。自然，也不会有人架着尘世的车，骑着非尘世的马。不会有人去往不知去哪里的无何有之乡，走着无何有之路。生活并没有教我们处处碰壁、寸步难行（即便这幻觉是如此栩栩如生），我们只是放弃了所有美梦，自动接受了原罪与惩罚——可是，我们却还是希望能写下点什么，能写下我们与恐惧的比肩。“上苍啊，即便这是恶鬼的低语。即便无人能读懂它甚至无人会读它。”我轻声道。“我还是要写出来，并刻在石头上。”
　　我们想写出来，并刻在石头上。
　　
　　“……于是他们告诉我，基于现代科学在各个学科最先进的理论和技术，根据大量的理论研究和实验的结果，通过对大量方案的综合分析和比较，他们已经得出了把信息保存一亿年左右的方法，他们强调，这是目前已知的唯一可行的方法，它就是——”罗辑把拐杖高举过头，白发长须舞动着，看上去像分开红海的摩西，庄严地喊道，“把字刻在石头上！”
　　AA嘻嘻笑了起来，但程心没笑，她被深深震撼了。
　　“把字刻在石头上。”罗辑又用拐杖指着洞壁说道。
——《三体Ⅲ死神永生》
　　
　　我们想写出来，并把字刻在石头上。
　　我们想写出周遭一切对我们的包围与威胁，我们想写出脆弱如鹌鹑般的人如何龟缩在鼹鼠的洞里，却也敢于——他们敢于走出去，走到乡村小镇的风雪里去，去接受车夫对他侍女的掠夺、接受死者家属对他的囚禁，接受世间一切有形之物对他的围剿，接受那“尘世的车”与“非尘世的马”。他们生存在春天最后一场冷风里，或许无人感受到寒意但他们……却不住颤抖。“这风并不冷嘛。”旁人道，穿着厚厚的防风衫。而他们裹着单衫瑟瑟发抖，同时想道:是啊，并不冷。他们想，并不冷。他们有鼹鼠的地洞可以躲藏（卡夫卡短篇小说《地洞》），有非尘世的马可以驾驭（《乡村医生》），有最后那张无人欣赏却对他自己尤为重要的刑床可以在最后那刻躺上去（《在流放地》），有字能写，或许还有石头可以刻，那么，并不冷。这些不住颤抖的人想道，并不冷。
并不冷。
　　卡夫卡的小说里总是描写一种困境:一个人反复遇挫，被身边的重重事件阻拦，永远达不到自己的目的、做不到自己的预期。《乡村医生》里，“他”去出诊，侍女被马夫偷走了，病人死掉了，愤怒的病人家属将他关起来了，他逃出去后却发现没有马了。于是他只能被困在风雪交加的乡间路上，他坐着“尘世的车”，驾着“非尘世的马”，永远、永远地在路上，永远、永远地到不了家乡。
　　我想，他是被自己困住了，正如我也被自己困住了。我做很多的噩梦，我梦见我乘坐计程车，车顶却无比低矮我怎么也钻不进去；我梦见我赶路时穿着中跟鞋便双腿发软、怎么也站不起来，我跪在地上匆忙地爬行；我梦见我沾上泥、沾上粪，沾上我绝不愿沾染的腌臜事物。我梦见我竭力想取的，却绝取不得。这既像是我能力的不足又像是地狱里大声的诅咒。我醒来，茫然无措，知道那是假的，可在我心里却是真的。我是那么束手无措、所求不得，就像卡夫卡永远奔驰在一辆无马的马车上，我永远穿着一双不适合的鞋，一走路便跪在地上动弹不得。我们是那么相似，又都是那么可怜，我们都想抬手把字——写下来。把彷徨绝望的心情写下来。只是他想在死前焚烧一切手稿而我却想，把文字刻在石头上。
　　我想把字刻在石头上，我想，我想写得再好一点。再好一点，或许它们能被刻在更高的石头上，那是风霜抹不去的所在，或许它们能比我存在得更久、比痛苦存在得更久、比疾病存在得更久。痛苦与疾病都会随我而去，而文字却能永远镌刻。如果它能比我活得更长久、比疾病活得更长久，那么，这算不算是一种战胜。
把字刻在石头上。我轻声重复。把字刻在石头上。我喃喃低语。
　　我向虚空低语，向不知何处低语，我说，请让我把字刻在石头上。就像《在流放地》中的军官那样，竭力朝别人诉说着刑具的美妙、恳请他们不要把它毁去。我也在极力朝人解释着我的痛苦与我的努力，恳请人们相信:如我这般的病弱者也有勇气、也曾拼尽全力，可若无人听见，那么我也仍将继续我的事。流放地的军官最终躺在了他所钟爱的刑具，任由老旧的刑具终结他的生命，而我，我将把字刻在石头上。
　　卡夫卡一生写的字，在生前发表的寥寥可数，死前他想让朋友将它们烧得一干二净，但朋友勃罗德没有这么做，还把它们整理出来发表。或许，勃罗德在无意间把他的文字“刻在了石头上”。又或许，对卡夫卡来说，这些文字经由思索——落笔——最终成型，就已经被“刻在了石头上”，这石头是卡夫卡自己的内心。他经历的是一场内心的战斗，他已将字刻在了内心的石头上，于是不需要别人看到。
　　而我，我仍未找到自己的石头（或许也永远找不到）。我仍不想躲到鼹鼠的洞里（虽然我确实在这么做），我仍不想躺在冰凉的无人问津的刑架上（虽然我最后会躺上去），我也不想再在暗夜的噩梦里被重重人影所围剿（虽然他们一直在被围剿）。任何事对我都是恐惧，任何事对我都是负担，我被处处存在的冷风吹拂，被物物都有的软刺扎伤。我是那么脆弱，就如卡夫卡说他自己软弱无能、不像父亲那样强大，如同“胆小鬼连幸福都会害怕，碰到棉花都会受伤”（我想那是一种广泛性的焦虑与恐惧，任何事都是阻碍，任何事都不可完成。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与他们都是病人，都是焦虑与恐惧的奴隶），可我却依然存在并想要存在着，我触摸着那冰冷的生锈的刑具，我观察着那矮小的阴暗的地洞，我读懂着卡夫卡文中那些广泛的致命的恐惧，我抚摸着他们先我一步在地穴里刻下的文字（它们难懂得像是原始人刻下的关于打猎的图画），我知道它们必将被强大者与无知者所摒弃，又将被弱小者用来自怜，可我确定这是他们曾受的地火与曾做的噩梦，那是他们曾做的努力与曾受的磨难。我也将字刻在石头上（虽然我也不知道这石头在哪里，我也不知道这墨水来自何方，或许，这墨水就来自利维坦的墨囊），让它轻声说出我的痛苦、我的挣扎、我的价值，我所有的不甘与所有的呐喊，说出我身边的利维坦，就如流放地的军官朝旅客夸耀着他的刑具:
　　“是的，”军官说，把帽子往后推了推，用手抹了一下发烫的脸，“您听着！床和绘制仪上都有电池；床上的电池供自己用，绘制仪上的是供耙用的。人一被捆牢，床就动起来。它上下左右同时颤动，细微而迅速地抽搐着。您在精神病院里大概见过类似的机器；只不过这床的所有移动都是精确计算好的，必须与耙的移动保持一致。耙才是真正的判决执行者。”
　　他催促旅行者坐回到椅子上，又走到机器前，开始说道：“您看到了，耙与人的体形是吻合的；这是对付上身的，这是对付腿的。对付头嘛，只有这个小雕刻刀。您明白了吗？”他友善地向旅行者探着身子，准备做最详尽的解释。
——《在流放地》
　　
　　哪怕听他解说的旅行者只是“皱着眉头察看着耙”，对他信奉的、遵循的一切不置可否，对他的要求更无法理解。军官请他帮自己留下刑具，而旅行者道:“不。”哪怕军官最后躺上刑架，任由它费劲地结束自己的生命。而我，我仍拥抱着我的利维坦，费劲地拿用左手写着本该以右手书写的字，费劲地朝人们说着他们听不懂的语言，费劲地在石头上刻下丑劣如蛛爬的字，直到我被利维坦彻底拥抱、被死神抓住的那一天。直到我自愿躺到刑床上之前，我都想在石头上刻字并希望我能——尽量写好一点。
　　如果死神之神真的无可避免，如果我所热爱的孤独最终将把我推向深渊，如果利维坦的阴影终将化为实体，那么在此之前请让我把字刻在石头上，并且——
　　我轻声说，让我能写好一点。